武汉检验科博士:我们3通宵自测病毒序列,看到结果即感不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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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李晨


晚上9点,是记者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。


然而,直到深夜12点以后,他还没有回复微信。


刘为勇在武汉,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,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。


刘为勇在实验室


直到第二天下午,记者才等到他。

熬3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拿到结果有不好预感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?


刘为勇:

我这边有记录。我们一直在监测,也向国家CDC反映过。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。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你们自己完成了测序?


刘为勇:

我们是一个团队,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、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。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。


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,投给了国际期刊EMI(Emerging Microbes & Infections)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论文内容您能介绍一下吗?


● 刘为勇:

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,采了标本之后,第一时间做了检测。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。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,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。


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,并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(聚合酶链式反应,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)。


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。经过测序,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,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。


同时开展的二代测序,拿到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。于是,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都不一样,是新病毒,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,有不好的预感吗?


刘为勇:

是有不好的预感,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。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,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?


刘为勇:

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,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,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,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。


疫情发生后,我们一起攻关,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,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,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,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。


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,但是我们做的事情,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。


没有商业试剂盒,7天自己研发出试剂盒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?


刘为勇:

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,由于法律法规要求,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。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您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?


● 刘为勇:

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,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。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。


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。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,用于筛查病毒。这也是金标准之一。


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。1月13日,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。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开始做的时候,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?


● 刘为勇:

还是蛮有信心的,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。


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,覆盖细菌、真菌、病毒和寄生虫,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。在投入临床使用前,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。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。


不过根据政策规定,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,仅限医院内部使用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的测试方法好用吗?


刘为勇

因为样本比较珍贵,数量并不多,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,包括大便、血、尿样本来验证。


结果准确率达到100%。灵敏度很高,特异性非常高,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。


大概从1月13日以后,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,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。


这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,医院心里有个底。


这个工作是我们出于社会责任感自己做的,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,CDC也没有要求。但我们还是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。


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昨天工作了多长时间?


● 刘为勇:

接近21个小时。现在标本量特别大,没办法。昨天检测了大概100多例样本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一下子激增的吗?


● 刘为勇:

由于疫控中心难以满足这么大量的检测需求,所以中国疾控中心(CDC)在1月26日就把检测权限下放到我们这种拥有P2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大型医院。样本阳性的上报CDC,他们复核。那天起我们开始用商用试剂盒。阳性样本数量快速上升。


这样做相当于为患者就诊开辟一个快速通道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检验科的人手够吗?


● 刘为勇:

现在感觉是不够的。技师要有一定资质和从业经验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。


我们还是以前那些人,大概十几个。除了检测以外,现在还要手动整理、上报大量患者信息,这个工作也非常花时间。


一个医生一天看千个就诊者 这是“医疗挤兑”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外界觉得现在诊断的速度有点慢。您怎么看?


● 刘为勇

现在有谣言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很严重,得了就会死。这造成所有人不管大病小病,感冒、发烧都会往大医院挤。但不论哪个城市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。


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“医疗挤兑”。


门诊的高峰期,一个医生一天要看1000多个就诊者,基本上就是不眨眼地看病,其实看一天也看不完。


我听说门诊采血的护士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,累到趴在桌子上面就睡着了,那个桌子是很脏的,说明她确实累得受不了。


而且患者大量聚集在医院还会造成更多的人际传播。


地铁、公交也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场所。后来武汉市政府停止了公交和地铁系统运行,这是很明智的。


现在已经把大量就诊者疏散出去了。因为武汉市实行了分级诊疗。这样是合理的。患者也不会那么恐慌。


标本在我这里又不会打喷嚏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这一次疫情让您心慌了吗?


● 刘为勇:

这一次我感觉还好。因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,自己都怕了,退缩了,怎么帮病人诊断、帮病人看病?


其次我们都有一定的科学素养,会理性对待和处理风险。


这个病毒虽然传染性很强,但它主要是通过气溶胶传播,例如病人打喷嚏、采样环节暴露等容易被感染。


但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标本,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,它又不会打喷嚏。


真正危险的是在一线治疗和救护的护士、医生。请大家善待他们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现在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的?防护品够用吗?您觉得安心吗?


● 刘为勇:

我在P2实验室,我们每个人是按P3等级进行个人防护。P3等级个人防护服穿上就不能上厕所、吃饭、喝水,一天要换至少三套。


检验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部分成员


防护品检验科里暂时还够用。


我对安全比较放心。不过毕竟按规定应该是P3实验室做检测,现在我们是在P2 实验室做。有感染风险是不可否认的。


但是因为现在CDC检测容量有限,

我们义不容辞。我们会继续做,绝不退缩。


回到家孩子要抱抱,有时忍不住还是会抱一下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您这几天回过家吗?


● 刘为勇:

自己每天回家都非常晚,一个是怕传染给家人;二是本身工作也非常繁忙,临床工作之余,我还想去研究下这个病毒相关规律和临床现象。


因为工作比较特殊,我们都会自我检查,目前为止检测人员没有因检测而感染。


我有两个孩子,一个7岁,一个1岁半。有时候小孩子过来要我抱一下,还是忍不住抱抱,心里清楚还是应该隔离一下,但忍不住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家人对你做这个工作担心吗?


● 刘为勇:

肯定担心,我母亲要求我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。


➛《中国科学报》:你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?


● 刘为勇

都在加班加点,过年几乎都没怎么休息,很多同事都是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,大家没有任何怨言,也为自己能参与到一线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
我也想请大家给予政府、疾病防控部门和医疗机构足够的信任和耐心,也请配合他们的统一部署和安排,众志成城,共克时艰。


(文中图片均为刘为勇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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